[摘要] 有关数据表明，2000年我国600多亿元的个税中，工资、薪金项目占了40%以上，工薪阶层成了实际的纳税主体。可以说，个税制度调节贫富差距的功能已经失效，开始偏离公平。因此，“将提高个人所得税薪酬的起征点”就是一种公平的考量，是对民意的回应。
去年今日与网友“勾指相约”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、国务院总理温家宝，一年之后如期履约，再会网友。面对“现在工薪阶层成了中国纳税大户，这不公平”的提问，温家宝说：“实现收入公平，是政府努力的目标。我们将提高个人所得税薪酬的起征点。”（2月27日新华网）
但是，“将提高个人所得税薪酬的起征点”之下，应注意到三个问题。一是一刀切的方式是否合适。个税起征点是个动态概念，消费指数在变，CPI在变，起征点不可能一成不变。要靠立法手段把起征点强制固定下来，显然是不现实的；二是起征点如果频繁上调，则相关法律的“修正”必然影响到权威性；三是忽视了家庭的社会保障功能。当前，我国家庭事实上部分分担了本应由国家承担的社会保障职能。而我们的个税制度却全然不顾，只从方便管理的角度建规立制，这势必给社会和家庭带来消极影响。事实上，无论起征点是多少，都是针对个人的，没有计算家庭人口，没有考虑赡养系数，这样一来，人均的税收负担差异就很大，就违背了个人所得税的基本原则——公平。
个税起征点的多少，不仅看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，更应该结合每个地区乃至每个家庭的实际情况而定。进一步说，纳税人的家庭状况千差万别，结婚与否、教育子女及赡养老人的数量、医疗费用等都可能对纳税人的消费支出有着影响。就笔者的观点，应站在纳税人生存权和发展权的角度观察“提高个人所得税薪酬的起征点”。基于生存权与发展权的要求，纳税人必须在纳税之后仍能维持生存和得到发展。这显然不仅仅指个人的生活，更包括个人所必须抚养和赡养其他人的生存、发展。
必须明确，纳税人作为社会人而存在，不仅需要维持自身的生存生活，而且还要保证家庭成员的消费水平。因此，笔者以为，“提高个税起征点”应站在公平和发展的角度来审视，只有这样，才能突破个税改革的瓶颈，推动社会公平和契合民意需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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