东莞不宜以提高房租来转移所谓的“低素质”人口

新网6月2日电 《澳门日报》6月2日发表社论《不宜以加租转移“低素质”人口》说, 应当指出，广东东莞市有关转移“低素质”人口建议，既非理性和法治的产物，更非科学严谨的结论，本质上是对“外来人员”的歧视。这种可能导致社会分化的歧视，与以人为本和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是格格不入的，应该引起人们的警惕。

社论原文摘录如下:

在东莞市日前举行的第十二次党代会上，《东莞市委市政府领导班子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情况分析报告(讨论稿)》中提出，东莞将提高出租屋的租住和经营成本，“让低素质劳动人口向外转移”，“以经济手段推动新莞人回乡创业”，这被视为东莞对低素质劳动人口的不欢迎甚至是驱逐。有内地网站评论说：在禁摩托车、禁电动自行车和禁养猪后，东莞开始撵人了。

东莞号称“世界加工厂”，是国际产品的生产基地之一。总人口达一千二百万，而东莞户籍人口却不足二百万。在此经营的企业，“三来一补”占大多数。据东莞市劳动局的数据显示，截至二○○七年底，统计在案的东莞企业共有二万三千零七十四家，其中“三来一补”型企业占三分之一。应该说，在很大程度上，正是这一千万的外来人口成就了东莞今日的发展与繁荣。在东莞，外来人口被称为“新莞人”。但这些曾为东莞的发展出力流汗的新莞人，如今却成为被“撵”的对象。

人口素质除学历、文化素质外，还包括道德文明素质、身体素质、心理素质等。毋庸讳言，外来人员，特别是一些农民工的学历较低，他们从事的多是脏、苦、累和劳动密集型的基础工作，但却是城市发展的重要力量。他们靠自己的劳动养活自己，而不是靠当地的施舍生存。因此，“低素质新莞人”在城市就业，是他们适应并满足了城市发展的需要，是市场双向选择的结果。

其实，不仅在东莞，整个广东省都面临着伴随经济发展而来的巨大人口压力。截至二○○七年，广东省常住人口达九千四百四十九万，仅次于河南位列全国第二，而实际管理人口人数更跃居全国首位。如此的人口基数，使全省在就业、教育、社保、医疗、住房等社会资源已承载巨大的压力。就此，广东出现了产业和人口“双转移”的想法。最近一年多来，珠三角的中、小企业破产倒闭已呈现风潮，均为产业转移的表现形式。不少中、小企业选择去中部甚至越南等东南亚国家发展。

为突破人口压力困局，东莞提出要将人口削半，由现有的一千二百万控制到六百万。如此，大批新莞人将不可避免地被“转移”。而此次党代会报告中提出的提高房租，只是“转移”新莞人的考虑措施之一。过去出租屋的税费是固定的，现在要参照个人所得税“收入越多，征税越多”的做法，让房屋出租者承担更多的税收。出租者自然会将这些成本转嫁给租房者，外来人口最终租不起房子，只好选择“回乡创业”了。但东莞这一政策，不仅解不开发展困局的死结，还将带来更多的负面效应，包括因身份歧视伤害外来工的感情，对他们并不公平。

应当指出，上述转移人口建议，令“低素质论”无异于“有罪推定”，既非理性和法治的产物，更非科学严谨的结论，本质上是对“外来人员”的歧视。它不会伴随着被歧视者的消失而消亡。事实上，任何一种具歧视性的言论和政策，根源都在于社会优势群体的自大和无知，将自己的评价标准置于所有社会群体之上，却将责任推卸给其它的社会群体。这种可能导致社会分化的歧视，与以人为本和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是格格不入的，应该引起人们的警惕。

人口迁徙的决定因素在于经济，新莞人聚集在东莞的核心磁场则为工厂。进行产业转移和工厂迁徙，必然带动人口的自然转移。以产业的转移带动人口转移，让市场力量推动外来人口的流动。政府应将着力点放在引导产业转移上。在引导产业转移方面，手中既有国家产业发展政策为武器，亦有收回优惠政策的回旋余地，甚至提高最低工资、严格劳动执法，均可迫使低效企业远走或转移。因此，东莞与其增加“新莞人”的生活成本，不如增加劳动力密集型企业的生存成本，提高最低工资水平，增加土地成本，设置进入政策等，这样，劳动力密集型企业的生存空间就会变小，生活不下去自然就会退出东莞择地发展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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